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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上海落户政策放宽,还要不要在上海落户?

上海积分资讯
  • 2019-08-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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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上海落户政策放宽,还要不要在上海落户?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,大家想象一下,5400W人口的“超级魔都”是什么样的?

一、户口难题:1个新的表达

2004年,我通过上海市人才引进政策取得了户口,那时代办机构的人对我说,今年能批下来,是卡着政策的点,实属运气成分,来年是什么情况,就不太好说了。

此话一语成谶,“本科学历落户”的大门次年就关上了,一直到后来转变成了“居住证积分落户”。

上海落户最容易的90年代末,拿十多万买一套房子,就送你1个“蓝印户口”,由此可见这20年上海户口操控的总趋势是愈来愈紧,北京的状况也大概如此。放在整个中国不断放宽户籍管理的总趋势下,十分不融洽。

不过这一20年的趋势很很有可能快到拐点。

国家发改委近期发布了《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》,原本无关户口问题,但其中有关“超大特大城市”落户政策的表达,却有点儿创意。

原话是这样说的:“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,大幅度提升落户规模”。

普及一下国家的口径,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算“超大城市”,1000万以上的算“特大城市”(注意是“城区”,不是“城市总人口”)。

而以前的口径主要是这样的:“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”。

城市人口1000万上的“特大城市”只有北上广深再加重庆,天津也快了,可事实上,本科生在广州深圳落户的难度并不算太大,因此影响较大的,就是上海和北京。

在这一政策的解读上,有专家认为“会放开”,因为这是政策的大趋势,并且“京沪”的“老年化难题”已经严重到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地步了;也有专家认为“不会放开”,因为“总量操控”还是政策前提。

这一政策到底是说明京沪落户政策真的松动了,还是为了让其它几个已经放松的特大城市更“顺理成章”?

这一难题对于正在(或想要在)北京上海打拼的年轻人,还是很关键的。想知道答案,首先应该了解以前政策制订的基本思路。

 

二、谁想管?谁在管?

在人口的难题上,政策并不关键,关键的是管理思路。

“居住证积分落户”是目前解决上海户口的主要渠道之一,其实过去的“人才引进政策”从来没有废除过,它们背后都有1个绕不开的难题——落户指标。

即使有一天,“居住证积分落户”放松了,例如每年达标的人十万,而落户指标只有一万,那就代表着至少要排十年队才轮到你。

那这一落户指标到底是谁定的呢?不知道。但能够 肯定一点,地方政府并没有决定权。之所以这样肯定,因为“人口操控”不符合地方利益。

从市场经济原理上说,城市规模越大,集约化程度越高,人均GDP也越高。并且越大的城市,人口增长对经济的边际拉力作用越强。京沪两市的政府同样要追求GDP,没有理由自断生路。

更关键的是,流入的大多是年富力强的劳动人口,操控人口会使加快城市的老年化,降低城市竞争力。

那会不会是环境、交通、水资源压力呢?也不是。

相比东京和首尔人口密度,北京、上海的人口承受能力分别还有1500万和700万人的空间,尤其是北京,其实人不多,人口密度还不如中山、无锡这些三线城市。

其实中国的人口操控有个特点,不是按“密度”操控,而按“总量”操控。

十三五规划的2020年的常住人口控制目标:北上广深分别为2300万、2500万、1550万、1480万人以内。而2017年这四个城市的人口分别为2171万、2418万、1449万、1252万,明显对深圳尤其“宽厚”,

上海的人口密度和深圳差不多,但“总量”是深圳的两倍,因此,上海的操控严,而深圳就松。

从“总量操控”而不是“密度操控”的特点中,我们能够 发现政策的某些思路。

 

三、总量操控的2个原因

人口政策的制定是中央政府的权限,体现了国家的整体利益,特大城市的人口数量操控政策整体上有2个原因。

一个是地方经济平衡发展的考虑。

正由于大城市对人口数量有天然的吸引作用,如果不操控人口数量流动,人口数量迁出的中西部地区和小城镇经济就会受损,最显著的例子是东北地区,近十年既是人口数量迁出比例最高的地区,同样是经济发展最弱的地区。

地方要发展,中央政府讲平衡,在“西部大开发”、“振兴东北经济”等软的导向性政策都没有影响人口数量流动大趋势的时候,硬的行政操控手段就成了唯一的选择。

另一个考虑要素是安全。

北京、上海的经济份额占比仅3.3%和3.7%,而纽约是7.9%,巴黎、伦敦、东京都市圈更加是超过25%,要是没有行政操控,依照国际上城市化的速率,未来最少有10%的中国人集中在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,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将分别突破5000万。

经济和人口数量集中于大城市是市场经济的选择,但经济规律并不意味着最合理的结果。大量流动人口,不但经济上不安全,而且有政治风险。这也解释了,为什么北京落户又比上海难,这纯粹是政治上的考虑。

深圳不怕人多,由于有上海2000万人口数量的管理经验,但北京上海人口数量如果到了5000万,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管理。

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中国都在放松户口操控时,中央政府仍然选择了对京沪2个城市“严加看管”。

从2013年开始,操控人口数量总量成为京沪两地政府的头等大事,北京市的“以水定人、以房管人、以证管人、以业控人”的政策,尽管屡遭诟病,但由于有效,一直在用。

理解了原有政策制定的背景,就不难推测新政策将发生什么变化了。

 

四、最严格的人口数量操控政策,效果如何?

具体的人口数量操控力度,其实是一线城市之间、高线城市与低线城市之间、省份与省份之间博弈的结果。

从2017年以来,二线城市人才争夺战不断升级,落户早就是“起步价”了,从补贴房租到专门的人才公寓,从取消买房限制到买房优惠,效果也非常明显。

这么大的力度,没有中央政府的默认,给地方政府十个胆子,他们也不敢。

二线城市抢人,对北京上海有压力吗?当然有。可有压力也要执行,中央政府层面不开口,北京上海难有大动作。

但之前说过了,人口数量操控不是为了“打压京沪发展”而是为了“地方经济平衡发展”,但平衡这一东西,最注重政策的执行火候,太猛了也不好。

2016年出台的“十三五计划”中,上海2020年的人口数量控制目标是2500万,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能,由于上海常住人口2015年底就达到了2415万,85万的增长指标,放在2013年以前,也就是一年的量。

但“归功于”2013年以来最严格的人口数量操控政策,住房、产业、教育、城市治理多管齐下,接下去的五年,上海人口不是零增长就是负增长,照这一发展趋势,2020年别说2500万,能不能保得住2400万都是个问题。

北京的问题同样是一样,从2014年开始,人口数量就不增长了。

2013年以前,京沪人口数量以13年增长50%的速率“噌噌”地往上窜,压都压不住的时候,高层都忧心忡忡,操控不住到了5000万怎么得了?

可真下决心操控往了,高层反而不担心了,毕竟咱们的邻居东京都市圈人口数量已在“奔四”的路上了。

一旦知晓自己有能力操控,“单纯性的数量操控”就不再是第一目标,而是“如何用更小的成本去合理地操控人口数量”?

再加上,政策效果本身同样是有疑问的。

不知道大家有木有想过,那些从北京上海流出去的人,还有去不了京沪的人,最终去了哪儿?

很可能还是往广州、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走,由于京沪人口数量零增长的拐点2015年,刚好是广深人口增长率向上的拐点。

照这一发展趋势,广深人口数量十几年后就可以追上京沪、后面还有重庆、天津、武汉、成都等一大帮城市紧紧地跟在后面。

花这么大的成本,只是把人口数量从这一一线城市赶到那个一线城市,操控了2个超大城市,崛起了一堆超大城市。劳民伤财,意义何在?

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,2018年开始,经济减速又成了大问题。

之前说过,城市越大,集聚效应越强,人均GDP越高。这点“集聚效应”,在GDP增长动辄9个点时候,大家不觉得心疼,自然是“平衡优先于增长”,可现在的GDP不停地往5上掉的时候,又变成了“增长优先于平衡”。

由此可见,最少今明两年将会是京沪人口数量操控较放松的两年,毕竟离2020年的人口数量控制目标还有很大空间。

新政策提法,反映的是政府对人口数量的“调控自信”,反映的是京沪人口数量总量操控的重要性在下降,反应的是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忧虑。

因此,京沪人口数量操控最严的时代基本已经结束了,如果各种因素累加,以后恢复到之前每年一到三个点增长的平均水平,同样是有可能的。

这一判断更重要的理由是一个更大的发展趋势——中国人口增长拐点即将到来。

不单单是是落户政策,它将是未来中国一系列政策变化的根本原因。

 

五、5400万或1900万人口?

一线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城市化带来的外来流动人口,反映了全国劳作人口的增加,我国出世人口的巅峰是1990年,此后便一路暴降,这个出世人口拐点在十几年后,就变成了劳作人口的拐点,成果是城市化人口的肯定数量减少,人口操控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。

有人统计过,假如从现在开始,停止全部外来人口的流入,到了2040年,上海的人口将下降到1900万。数量上看没什么,但人口结构的问题就大了,60岁老年人将达到惊人的41%,而这个数字现在是17%。

所以,限制外来人口流入便是一个城市的缓慢自杀,总量操控的思路是行不通的。

但另一方面,假如铺开人口操控,去保持一个合理的年龄结构——最中心的目标是20~59岁的劳作年龄人口占比保持在现在的70%的水平,那么2040年,上海的人口应该是多少呢?

答案是5400万!比现在整整多了一倍。

原因不难猜,出世人口下降导致的老龄化社会,必需要引进相同多的年轻血液,才干平衡这个结构,但实际管理中不可能只流入年轻人,成果必然是全年龄段的增加。

东京便是一个例子,由于出世率低迷,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,但东京都市圈却始终保持70%的劳作人口比例,其原因便是其他地区的人口不断地迁入。

5400万人口,这是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“超级大魔都”,到底是产生空前的管理难题,还是创造全新的城市经济形态?谁也不知道,究竟我国开展到现在的规划,接下来的路,大多数都没有前例可循。

只要一点可能肯定,一旦人口与户籍操控的思路发生改变,相应的,土地方针、产业方针、公共开展方针等都会发生变化,而这些都是以往京沪城市开展的一道道“紧箍咒”。

比起一个缓慢自杀的老年化城市,人口操控的放松才是唯一的出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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